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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瑄重教倡实学

来源:无|作者:无|浏览次数:129|发布时间:2019年06月25日

薛瑄重教倡实学

——文清公十九世孙  薛吉生


薛瑄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,祖父薛仲义博识学问,熟通经史,一生从教于乡里。父亲薛贞是明代授任的教谕官员,在任长达30多年。在先辈的教导下,他崇敬师表,聆听教诲,立志继承祖业,投身教育。终成为一位业绩卓著,弟子众多,门生贤达,颇具影响的教育家。


愿就教职  以卒所学



薛瑄自幼刻苦用功,勤奋好学,七八岁时,祖父就教他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,子史百家,很快略通大义。10多岁后,随父在四川,因能诗会文,当地土司头领,都争着请他到自己家中教授子弟,人们都称他小先生。每晚至归,都以小猪等礼物相赠,以表敬谢。步入青年时代,亦随父在河北、河南等地继续求学。他不思科举,专精学问,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
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,按照明初时期朝廷规定:“所急者衣食,所重者教化。衣食给民生遂,教化行而习俗美。足衣食者在于劝农,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。”同时要求,凡教谕所在县长期无举子者,就要免职或发配边关。所以在父亲的劝说下,薛瑄才参加了乡试,于永乐18年(1420)中河南头名解元,次年中进士,从此,便踏入仕途。


宣德二年(1427)冬,薛瑄在家为父丁忧期满,朝廷屡降旨命,促其迅速赴京就职,到京后就向朝廷请奏:“愿就职教,以卒所学”。十分坚定地明确表达自己愿意从事教育事业的决心和志向。通过教育实践,继续研习“正学”、“复性”、“实学”等一系列教育思想,以实现自己尊儒崇学的远大理想。



直至正统元年(1436),当时由于主管学政的官员不力,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缓慢,朝廷下诏广招人才,挑选硕儒,充实教业,以改现状。时任吏部尚书郭进,首荐薛瑄,并向朝廷详细表述了其学行履历,学识造诣,情操品行等。于4月间由监察御史升任为山东按察司提督学政道佥事。终于实现他“愿就职教,以卒所学”的愿望。薛瑄十分兴奋地说:“此吾事也”。这才是自己久为期盼想要干的事业啊!


正是:积学以储宝,习儒根基牢,

  职教遂心愿,热情育李桃。


矢志不渝  致力教业


薛瑄一生从教约达20余年,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:


第一阶段:从正统元年至六年(1436——1441)在山东任督学佥事。


第二阶段:从正统九年至十四年(1444——1449)这期间,因遭权奷王振迫害,革职归里,在里设教授徒。


第三阶段:天顺元年至八年(1457——1464),致仕后在河津老宅传道授业,培才育贤,直至终老。


薛瑄自跻身仕途,秉承先哲“涵养须用敬,进学在致知”的教诲,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,倾心致力,发愤图强,始终坚持“学重力行”,“求实务实”的教育理念和教学作风,充分施展其宏伟抱负和专业才能。


据史载:正统年间,各地举子甚少,其原因是轻视教职,根据这种情况,他认为:“德欲其修,学欲其进,皆启迪后进之矩范也”。要改变这种状况,就得加强教职,薛瑄曾鼓励身边的许多朋友、举子、同僚等,不要被世俗偏见所迷惑而轻视教育,要忠心不渝,投身教职。“以道职人之功,又将推而为行道泽人之效”。尽快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。


薛瑄从自身做起,时常都思虑想着教书育人的根本性和重要性。他寓物寄情,表述心愿。有这样一首诗:“霜台对植长新枝,翠叶交承雨露滋,直干总应无曲处,稚年俱有栋梁姿”。尽含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之意。特别是在《送李廷贤之广昌序》中写道:“今之往,益当思前贤所以教人者,必求实用,不事空言。他日弟子散在四方……而廷贤善教之名与之同为久矣!”这是多么深情的嘱咐,多么赤诚的赠言,完全体现出薛瑄倾心教职,欣期桃李遍天下,矢志以求的迫切心愿。


正是:初心不可改,忠诚抒襟怀,

   重教为根本,兴国育栋材。


因材施教   先知后行


薛瑄在山东上任学政后,首先以朱熹创办的白鹿洞书院所立学规示于广大生员。即五教之目,为学之序,修身之要,处世之要,接物之要等要求,随之开始规范教务,整治学风。他说:“凡按临所至,必先询其力行,而后于文艺”并亲自为生员详细讲解,恳恳告以为人为己之学,反复强调:为学不在多言空谈,不能脱离实际,而是要求能把圣贤教训付诸于行动,切实做到先致知而后力行践履。


其次,他还坚持倡导因才施教,“诲人必随其才器成就之”。也就是说,对待每一位生员,要扬长避短,不要求全责备,或者从培养兴趣入手,变短为长,育长至精。轻易不让生员因各种原因而辍学。



《薛文清公年谱》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。有位生员,因家道贫寒,兴趣低落,无心课业,久而无进,屡试落榜,无奈要求退学。薛瑄得知,随即询问:“该生员在春秋祭祀中具体做什么”?回答说:“击磬”!(古代一种打击乐器)薛瑄紧接着说:“磬在八音之中最难学,该生能为之,亦可用之”。事后并责成学校解决其家庭困难,规劝继续求学。后来此生不负所望,果然登第。仅这一件事,让诸生感慕不已,对薛瑄皆以道学薛夫子尊称。


薛瑄从受命山东提学佥事,六年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有用人才。正统六年秋,朝廷召薛瑄回京,另任重用,所有生员闻知,泣涕远送,徘徊不舍,并置以牌位生祀。其所表达的崇敬之情和感戴之心就是对薛瑄在山东任上最高的评价。吏部尚书何文渊曾对内阁元老杨士奇说:“薛瑄学行无愧往哲”。并奇荐予以升任。


正是:为学以致用,艺业专益精,

   爱生如爱子,夫子千秋名。


精思力践   设教授徒


正统九年(1444)薛瑄因平反冤狱受到权奷的迫害被削职为民,当时家遭不幸,子妇孙几人丧命,可想而知,在险遭杀身之祸又连丧亲人的极度悲愤中,而矢志教育的一片丹心,丝毫没有减损与动摇,他忍受着人世间巨大的个人创伤,清心明志,倾力弘扬继承“河汾遗风”,效法西河氏卜子夏,太史公司马迁,文中子王通等先贤,设教河汾,讲学授徒,曾一度出现“从教门外尘如海”的盛况。


据《年谱》载:“在里时,居家数年,闭门不出,虽邻里罕见其面,而秦、楚、吴、越间来学者以百数,先生拳拳诲以从《小学》及《大学》,由洒扫应对至于精义入神,居敬以立其本,明经以求其道,不事言语文字,而责诸躬行之实。问科举之学,则默然不对。”由此可以看出薛瑄设教授徒所坚持的宗旨、原则、方法以及涉及的内容、课目等,正是其教育理论及实践趋于系统与完善,他所提出的从洒扫应对到精义入神,就是进一步的提高与升华。薛瑄对每一个生员都循循善诱,淳淳告诫。讲课时正襟危尘,心对神明。河南省有个生员叫阎禹锡,闻知薛瑄教育声望,不远数百里徒步前来求学。期满后,薛瑄亲送至路口,还一再叮咛:“程门教人以居教穷理,你可要勤勉而为。”这至深至诚的师生情谊,一直激励着阎禹锡的努力和奋发,后来入仕为官,升任南京国子监丞。



薛瑄倾心教育,关爱生员,不分远近,不分贤愚,一视同仁。并且分类引导,逐步深入,循序渐进,步入堂奥。


正是:不求言语对,精义要入神。

   实学增才干,笃志践行真。


教以道立  才以道成


薛瑄69岁告老还乡后,尽管年迈体弱,但他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,依然初心不改,投身教育,皓首穷径,直至终老。

据《河津县志》载:薛瑄在河津县城南街路西有一故宅,正是他退休后讲学活动之所,当时被称为“南书院”。薛瑄逝世后,才由他的学生王盛扩建成“文清书院”。包括文清正祠,不仅是明清时期河津老城的标志建筑,更是龙门古津的文粹精华。数百年间全国各地学子,求学问道,络绎不绝,已成为河东大地的文化中心,河东学派的发源地。其迹之毁,令人憾然!

在《年谱》中有这样的记载:“在里自是家居不出,四方学者日众,至市馆不能容。先生拳拳以复性教人”。真实地记述了当年设教之盛况。外地许多学子,慕名而来,拜在薛瑄门下,聆听研习薛瑄理学文化,以实现追求真知的殷切之愿。

薛瑄的为教之道是:“学者读书穷理,须实见得,然后验于身心,体而行之,不然,无异于‘买椟还珠’也”。这是多么形象而实在的比喻啊,他教育生员要深刻领会,取舍得当,不能光图表面,而放弃珍贵实用的要义。要一以贯通,体会实行,见到实效。


尊崇圣道,学以致用。薛瑄在《宁州重修庙学碑记》中着重写道:“隆治道,必本于养贤才,养贤才必本于崇圣道。故为师者,当以认道教人,为生徒者,必当以道治已。教以道立,才以道成,推之于用,斯道之泽,无往不被。”这不仅明确了师生各自的职责,同时强调师生都要德才兼备。他还认为:“教本于道,道于本性。”“学以复性为本,修已以复性为主,教人以复性为先。”将其教育思想归结到复性学说,也就是以人为本这个根本点上来。


说起复性学说,还有一个故事:


天顺元年(1457)二月会试中,朝廷命薛瑄为主考官,他在《会试录序》中写道:“为治莫先得贤,养士必本于正学,正学者,复其因有之性而已。”当时有个考官对薛瑄说:“正学复性四字久不言,恐非时文,请易之。”而薛瑄则坚持自己的观点,予以辩道:“某平生所学,唯此数字而已。”正学复性,是教之本。他坚持原则,决不迁就附和。在薛夫子家庙中,有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题写的楹联:


果知复性一言,虽四民二氏,俱许入祠谒夫子;不辩读书二录,即两榜三元,亦虚在世称士人。


从这幅楹联中,就可以看出薛瑄教人以复性为先的根本所在了。


正是:教人立正学,复性必为先,

  真知自实践,学子多才贤。


薛瑄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,始终坚持“求实理”“务实用”的教学宗旨,明确立言:“人而不实,无一而可。”“为学不实,无可据之地。”全面系统地确立和完善了实学理论与学风,对明代实学思潮的兴起有着直接的先导作用。被世人誉为“笃实践履之学。”他也以“学贵践履”的“实践之儒”著称于世,倍受敬仰和推崇。特别是两次河汾设教,影响深远,意义非凡。他以复性为本,开悟人心,笃实践履,醇厚儒风,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知行合一的学者,形成了“河东学派”。几百年间,后学相继,时兴鼎盛,才贤辈出。薛瑄作为奠基者,缔造者,名重当朝,声誉远播,风励后世,彪炳青史。


总而言之,薛瑄一生在教育事业上做出了卓绝的贡献,其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,特别是对当今教育改革亦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。